涉事法院通报“判决书出现100多处错误”：属实，追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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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前报道：
层层把关下，一份判决书何以出现100多处错误 “合同诈骗案”的一审判决由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

3 V' d0 I% q/ ?3 v3月21日，绍兴市中级法院审理了一起“合同诈骗案”，此次开庭为该案二审质证阶段，该案一审由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、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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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审中，一位辩护人在发表质证意见时引用了一审判决书上的一段内容：一企业欠另一企业1000多万元，其中一笔借款为5735019.54元。

% E' b0 i# J# x0 @2 G! U但辩护人发现，这一借款数额，在一审判决书中的原文是“借款5735019.54万元”。辩护人当庭指出，一审法院认定错误，多出来的一个“万”字，直接将借款573万元变成了573亿元。

休庭后，当事人家属和其代理人再次仔细翻阅了一审判决书，在未完全统计的情况下，他们在一审判决书里发现了110处错误。 因多了一个“万”字，判决书中的借款金额从573万元变成了573亿元

" d+ T+ N; T& t4 [' w' ^一字之差，涉案金额翻万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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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}: a4 v* I, \' c# D# J在绍兴中院的法庭上，指出一审判决书有错误的是当事人何华芳的辩护人，他在二审时介入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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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审判决书显示，2021年7月30日，何华芳与严胜军、郦艺被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指控涉嫌犯合同诈骗罪。诸暨市检察院还指控方东标涉嫌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。2021年8月2日，诸暨市检察院正式立案受理。

% {% W  {* |; I) p因诉辩双方争议较大，诸暨法院于2021年8月、2022年7月两次召开庭前会议，重点讨论何华芳涉案证据情况及案件程序问题。2022年7月10日，法院决定对何华芳分案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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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这个有4名被告人同时受审的刑事案件，出现两份判决书。其中一份是以严胜军、郦艺、方东标为被告人，案号是（2021）浙0681刑初904号；另一份以何华芳为被告人，案号是（2021）浙0681刑初904号之一。

3 W/ O$ d0 R. W1 _" [8 h2 {, R0 X两份判决书均在2023年3月30日由诸暨法院作出。因严胜军、何华芳、方东标不服一审判决，提出上诉，2023年11月21日，案件二审在绍兴中院开庭。二审庭审时，案件合并，4被告人同庭受审。庭审分多次进行，2024年3月21日，庭审进入质证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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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}  Z8 b* B4 P$ f9 j5 {# U何华芳的二审辩护人告诉北青深一度，他没有参与一审庭审，没细看过一审判决书。二审庭审中，质证时，他引用了一审判决书上的借款数额。他原本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查看一审判决书发现，原文就是“借款5735019.54万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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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庭后，何华芳家属与辩护人一起细看一审判决书，发现了更多错误。 图为判决书中出现的错误内容：“平房”应为“平方”、“博源矿业”应为“勃源矿业”，类似错误在判决书中出现100多处

两份判决书错误均超100处

5 _) F" [# D5 E以何华芳为被告人的一审判决书，案号为（2021）浙0681刑初904号之一。北青深一度统计发现，这份判决书中的错误大致可分为4大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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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W" b2 K! b7 `  U9 E% h最多的一类错误，涉及企业名字、当事人名字、证人证言字词错误等，约85处。

判决书提到“贵州陈建玲……”，其中“陈建玲”应为“陈建麟”；判决书中“严胜自己还是开宝马 740 ……”，其中“严胜”应为“严胜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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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书中，程长川的证言中提到“宣城公司”，实际企业名称简称为“宣丞公司”；判决书记载“北京大学的 700 万加 35 万余元利息”，综合判决书全文，此处的“北京大学”实际应为“北京交通大学”。另外，判决书第175页、第176页、第238页中，“青海勃源矿业有限公司”多次被错写为“青海博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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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人证言中，约出现42处词语错误。如判决书中提到：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首席而被抓2019年1月24日……）”。此处的“首席而被抓”实际上是“手写备注”；又如判决书记载：“诸暨对比其他城市，虽然市政府给的正常可以…….”，此处的“正常”应为“政策”；“背景柏礼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”中的“背景”应为“北京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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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家属和辩护律师还提到，判决书中的另一类错误是，多字、少字使句子存在语病等情况。

如判决书第260页第2段第5行，记载内容为：“原被告人达成协议”，此段表述的是民事案件的当事人，应为“原被告”，多出一个“人”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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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 Z) d% N; x8 r% i5 _( }判决书第57页倒数第9行，记载内容为“2017年12底”，实际是指“2017年12月底”，少写了一个“月”字。

# {) a( h7 K! D8 F" G第三类错误，是判决书记载的内容与证据原文内容不符。此类错误约有7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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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判决书第172页第5段第2行，记载内容为：“另一份协议书为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严胜军发送给王勇民，该份《合作协议书》无印章”。实际证据内容显示，此处的“合作协议书”应为“股权收购意向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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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类是数字单位错误，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处。如判决书第130页倒数第4行，记载内容为：“文成城欠公司总共是 1000 多万元，其中一笔是借款 5735019.54 万元…….”多出一个“万”字。

何华芳家属告诉深一度，在这份311页的判决书中，他们发现了至少110处类似错误。

关于案号为（2021）浙0681刑初904号的判决书，案载的两名辩护人称，全文共出现114处错误。 图为判决书中出现的错误内容：“首席而被抓”应为“手写备注”

层层把关之下出现的错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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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T$ s8 b/ F' p# I: ~! m$ r3 O据人民法院报报道，2023年11月，我国在司法审判领域全面推行“阅核制”，在坚持“让审理者裁判、由裁判者负责”的基础上，强化审判活动的监督制约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曾公开提出要以“阅核制”为抓手，落实院庭长监督管理责任。

4 ?8 ?" X! B8 Y( X; V8 m报道还指出，“阅核制”的本质要求就是院庭长依据审判监督管理权力和权责清单对合议庭、独任法官作出的裁判文书等法律文书进行审核把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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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发现，涉案的两份判决书中均记载，判决书作出之前，经诸暨法院“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”。

就两份判决书中出现的错误，深一度记者联系诸暨法院院长陈键，对方称正在开会，随后挂断电话，就此情况暂时没有回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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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多位原法官及现任法官向深一度介绍，司法实践中，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，审判委员会成员均应在判决书备案稿上签字确认。判决书草稿由主审法官或法官助理起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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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法院作出的两份判决书显示，审判长均为戴金飞。根据诸暨法院官方发布的消息，2021年戴金飞作为诸暨市“十佳政法干警”获得表彰，2022、2023连续两年度获诸暨法院“办案标兵”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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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金飞现任诸暨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。深一度记者拨打戴金飞电话，他称此案情况已跟院领导汇报，事情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，进一步了解案情需要经过综合办公室。

' ^5 p, M6 g* i7 s9 a诸暨法院作出的两份判决书记载，审判员是边粉芳。根据诸暨法院官方发布的消息，边粉芳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均在诸暨法院年度总结大会上获得表彰。深一度记者联系边粉芳询问情况，她表示不知道后挂断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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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市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向深一度记者表示，具体情况正在调查核实，有些事情涉及到内部审判情况，不方便在电话上透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