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明持英国国籍 却穷极一生只为中国代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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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名字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；她写中国的过去和未来，但用的主要都是英文和法文；她一提起周恩来总理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；她持有的是英国国籍，却一次次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中国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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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，叫韩素音。韩素音出身于一个，富有传奇色彩的跨国家庭。她的父亲周映彤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，在比利时认识了出身于贵族家庭的玛格丽特。1913年，周映彤带着玛格丽特私奔到了中国，后来他在铁路部门谋得了职位。

这样东西方结合的家庭，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地少见，作为一个高鼻子的外国人，玛格丽特常常被人嘲笑和排挤，现实的残酷很快将爱情消耗殆尽。她讨厌这里，每天都吵着要回欧洲去，但每次都败在了丈夫的挽留下。

铁路修到哪，就得跟到哪。所以他们家不得不在各地辗转，1917年9月12日，被调到河南信阳工作的周映彤，迎来了他的女儿韩素音。

韩素音还有一个哥哥，两个妹妹。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着，血缘和文化的双重矛盾。他们在家讲中文，出门学英语；吃欧式早餐，中式午餐，混合式晚餐；上午穿着中式服装、带着毛笔和铜墨盒上中国学校，下午又去法国修道院学校……

作为一个混血儿，中国人看不起她，外国人也看不起她。她是在母亲连绵不绝的抱怨声中，周遭所有人的嘲讽讥笑中长大的。她的母亲希望子女们未来回到欧洲去，所以禁止子女们学汉语，但韩素音却从小就表现出，对汉语极大的热情，倔强地表示一定要学习这门语言，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

十二岁那年，在街上见到许多可怜的盲人后，她向父母宣告了自己的梦想。“爸妈，我要当大夫。我才十二岁，但我要悬壶行医，要为盲人治病……我不是在做梦。我要当医生，我要给盲人做点什么，让他们重见光明。”但是，她的父母只觉得她在说梦话。

15岁的时候，她为了赚取进入医学院的学费，去往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打字员和秘书。1933年，她进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，1935年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，后远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医。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震惊中外！身在布鲁塞尔的她得知消息后，奋不顾身地走上大街，声援中国抗日，示威游行。

1938年，这个“半吊子”的中国人，毅然放弃了热爱的学业，决定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去。在这艘轮船上，她和第一任丈夫唐保黄邂逅了。唐保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的侄子，英俊潇洒，满怀爱国热情，她沦陷在了他的大丈夫气概中。1938年10月初，他们到了当时全国抗战中心武汉，在那里，两人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。

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，噩耗便传来：日军即将攻打武汉！唐保黄效力于国民党军，因上级命令，他不得不跟随军队先行撤离，韩素音就这样被独留在了武汉。没想到，唐保黄为了救她，不惜违抗军队的命令，途中擅自离开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只身返回武汉来救她。但唐保黄是一个传统封建的中国男子，他要的是一个唯命是从，矜持的妻子。

他反对她外出行医救人，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如果韩素音稍有违抗，他就动手殴打她，有一次甚至把她打晕了。战争期间，她在成都的医院中当助产士，同时，开始写她的处女作《目的地重庆》。这本书以抗战为题材，讲述了她在中国，参加抗战的亲身经历。1942年年末，英文版《目的地重庆》，在美国正式出版了，这本书受到热捧，竟在美国卖到脱销。

但这部小说彻底激怒了她的丈夫：如此抛头露面，实在伤风败俗！他变本加厉地对她进行洗脑，谩骂和殴打，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，再也无法弥补。1941年，唐保黄带着她去英国当外交官，1945年，唐保黄回国参加内战，但是韩素音却决定，留在英国继续学医。

1947年，唐保黄战死东北战场，她拒绝回去参加葬礼，理由是要准备毕业考试。这10年的婚姻，令她受尽屈辱，她无数次地感到快要窒息，唐保黄的离去，反而成了她的救赎。

1948年，中国局势明朗，她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，一腔爱国情再次热血沸腾，她坐上了从英国驶往中国的轮船。但是她还没有申请到新中国的护照，只好选择先停留在了香港。在香港生活的期间，她结识了战地记者伊恩，两人一见钟情。

但是伊恩有妻室，性格刚烈的她，不愿意被困在这种不清不白的关系里，无奈伊恩攻势猛烈，她动摇了，动了真情。然而不久后，朝鲜战争爆发，伊恩被派往战场，在朝鲜阵亡了。她的第二部作品《瑰宝》，描写了这段情感经历，用日记的方式袒露了和伊恩的爱恋。这部作品出版后，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！

《瑰宝》当时畅销到什么程度呢？有出版社说：“在英国公交车上，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，胳膊下夹着这本书。”这段爱情故事，激发了西方人对神秘东方的想象。

这部作品奠定了她在欧美文坛的地位。很快，《瑰宝》就被好莱坞，改编成电影《生死恋》。1956年，电影《生死恋》获得3项奥斯卡奖。

旧的护照快要过期，新中国还没有批准给新的护照，台湾那边又不想去，一旦旧护照过期，就会被赶出香港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1952年，她嫁给了英国出版商康柏，加入英国国籍，改名伊丽莎白·康柏。但是不久后，两人就离婚了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的感情真的是跌宕坎坷！

既然不能进入中国大陆，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，为新中国尽绵薄之力。她不停地在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尼泊尔、印度等地辗转，一边行医，一边搜集整理，亚洲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就积极为中国做宣传。

1956年，她接受了印度总督、前香港总督马尔科姆的邀请，去印度新德里度假。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人担任她的向导。这一次，感情坎坷的韩素音，终于找到了一生的灵魂伴侣——陆文星。他宽容、仁慈、体贴，和韩素音性格互补，两人一见如故。

然而就在这次旅途中，韩素音突然得到了大陆批准她回国访问、探亲的好消息。陆文星知道她“思国情切”，就深情地对她说：“去吧，

1956年，她终于踏上了，令她魂牵梦萦的中国大地，在中南海西花厅，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。两个小时的会见，让她毕生难忘，她成了周总理的超级粉丝，为他的风度、才智，和人格魅力所倾倒。

周总理和邓颖超还邀请她去家里做客。他们围坐在一张圆桌旁，像家人一样边吃边谈。周总理一口气和她谈了三个小时。当谈及中西方的关系时，周总理说：“西方不了解中国，要经过很长时间，才能接受中国的观念。”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个英籍华人开始拿起笔杆，向世界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中国。她的英文造诣在当代英美文坛堪称一流，在当今世界，能用英文写作，并能在西方文坛，占有一席之地的华人除了她寥寥无几。

她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相继问世：《亚洲的风雷》《2001年的中国》》……这些著作被译成各种语言，成为一个出口，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。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优雅流畅的文字，为西方的读者们，展现了一个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拥有英雄传统的中国。在七十年代，她为毛主席出书立传——《赤潮：毛泽东与中国革命》，让全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。

然而为此，她却遭到了西方的抵制。被西方媒体无情地攻击，甚至还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列入了黑名单。就连走在大街上，都会有人突然冲出来咒骂她。图为与邓小平同志会面

1976年，周总理逝世了……韩素音为此悲痛万分。“ 时至今日，想起他，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，我都会感到无限的哀伤，无比的凄凉。听到他逝世的噩耗，这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，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。 ”

1987年，韩素音邂逅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时，杰奎琳请她一定要写写“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周恩来”。从那时起，她就开始调查研究，构思酝酿《周恩来和他的世纪》。

作为一个记录者，本应客观地、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地对待研究对象，但是对周恩来，她做不到。她笔下的周恩来，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，书中处处都流露出她对周恩来的崇仰之情。

她在瑞士的家中，唯独只挂了周恩来的照片，每当提到周恩来的时候，她都想哭，并时常嘴上叨念：“他没有遗产，没有儿女，骨灰撒向祖国的山河土地；但他拥有热爱他的人民，人民的颂词就是他最好的墓志铭。”

1997年之前，韩素音每年都会来中国一两次。

直到因健康状况不能远行，她才和丈夫定居在瑞士洛桑，但她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情况。

并在中国创立了韩素音青年翻译奖，至今在翻译界属于较权威的奖项，也使很多中国学子得以走上翻译这条路，为中国翻译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90多岁时，她曾写道：“我虽客居烟波千顷的瑞士莱蒙湖畔，又因身体原因，十余年没有回到中国看看了，但这丝毫不能冲淡我对她的感情。”

2012年11月2日，韩素音在瑞士去世，享年96岁

即使她去世了，西方一些无良的媒体也没停止对她进行攻击。华尔街日报的讣文是这样的：一般来说，说死人的坏话不好， 但韩素音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。现在，我们都知道她的作品令人作恶，但其行销方式却又那么成功。

上世纪西方最著名、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伯特兰·罗素曾说：我花费许多时间阅读韩素音的作品，在一小时之内了解的东西，比我在中国待一年所了解的东西还多。英国《观察家报》写道：“在西方，韩素音的几部自传性质的作品，已成为西方读者来认识中国，理解中国的最经典读本。（来源：德国优才计划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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